第1章 回家（一）

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，窗外是华北平原深秋的景象。田地里庄稼己收割完毕，露出黄褐色的土地，偶尔能看到农人赶着骡车在土路上慢行。远处村落升起袅袅炊烟，一派宁静——如果忽略那些偶尔出现的、穿着破旧军装的哨卡的话。

我靠坐在津浦线头等车厢的软椅上，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。

西年了。

西年前离开时，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，顶着“张家大少爷”的名头，却执意要去那个父亲眼中“不务正业”的军事学堂。家里那些叔伯们摇头叹气，说我这个长子“不成器”，放着好好的家业不继承，偏要去舞刀弄枪。

现在回来，西装革履下是经过西点和慕尼黑双重锤炼的体魄，口袋里装着的不仅是文凭，还有美国两家兵工厂、三家药厂的股权证书，以及花旗银行开具的五万美元信用证明。

当然，还有那两千名在“济民堂”秘密训练了西年的孤儿——他们中的第一批五百人，此刻就坐在后面的三等车厢里，穿着便装，看起来像是返乡的青年劳工。

“大少爷，快到济南了。”副官陈石头凑过来低声说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他是济民堂第一批学员，今年十九岁，跟了我七年，从瘦骨嶙峋的饥童长成了精悍的青年军官。

我点点头，看向窗外。铁路两侧开始出现更多建筑，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，路边行人也密集起来。远处，那座有着高大城墙的古城轮廓逐渐清晰。

济南，我回来了。

父亲张总昌上个月刚刚就任山东军务督办兼省长——这是北洋政府为了拉拢他这地方实力派给的官职。名义上统管山东军政，实际上能控制的地盘不到全省一半，其他地方还在各个小军阀手里。

作为长子，我比谁都清楚父亲这个位置坐得多不容易。南有国民党，东有日本人，西有冯玉祥，北有张大帅，西面皆敌。

列车缓缓驶入济南站。站台上站着一队士兵，簇拥着几个穿长衫马褂的人。我一眼认出为首的是家里的老管家福伯，西年不见，背更驼了。

“大少爷！大少爷！”车门一开，福伯就颤巍巍地迎上来，眼圈发红，“您可算回来了！”

“福伯，身子骨还好？”我握住老人家的手，心里有些触动。这位老人在张家伺候了三代，我小时候调皮捣蛋，没少被他“告状”，但也多亏他护着，才没被父亲打得太狠。

“好，好！”福伯抹抹眼睛，上下打量我，“高了，壮了，有大老爷年轻时的模样了！老爷在公署等着呢，让您一到就过去。”

我转头对陈石头交代：“你带兄弟们去老地方安顿，按计划行事。”

“明白！”石头利落地敬了个礼——标准的西点式，引得站台上几个老派军官侧目。

福伯准备的是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，在这个马车还占主流的城市里相当扎眼。车子驶出车站，沿着商埠区的柏油路前行。街道两旁商铺林立，行人如织，卖报童吆喝着最新的新闻，黄包车夫在车流中灵活穿梭。

看起来颇为繁荣，但我注意到不少商铺门上都贴着“本店日货己清仓”的纸条——这是去年“二十一条”事件后民间抵制日货运动的残留。更远处，日本商社的招牌依然醒目，门口还有持枪的日侨义勇队站岗。

“福伯，父亲最近怎么样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忙啊！”福伯叹气，“天天开会，见这个见那个。南边的革命党，北边的张大帅派来的人，还有日本领事馆的……大少爷，您回来得正好，老爷这督办不好当，需要自己人帮衬。”

自己人。

这个词让我心里一动。作为长子，我确实该担起这份责任。

车子穿过普利门，进入济南老城。青石板路颠簸起来，两旁是灰砖灰瓦的传统建筑，间或有西式小楼穿插其间，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风貌。最后，车子停在督办公署门口——这里原是清朝巡抚衙门，现在挂上了“山东军务督办公署”和“山东省长公署”两块牌子。

卫兵看到车牌立刻敬礼放行。车子驶入大院，停在主楼前。

我整理了一下西装，深吸一口气，推门下车。

西年了，终于要见父亲了。